二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兩個主要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崛起。德日都是后起工業國，都走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德國是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電氣和化工為標志的“新工業”的引領者，并在20世紀初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市場上的頭號貿易強國，“德國制造”開始享譽全球。日本則在明治維新后效仿德國，被稱為“東方的普魯士”。

從深層看，兩國都以制造業制成品出口見長，且其生產體系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兩國經濟中都存在一些大工業聯合體，它們之間相互參股，背后有大銀行的支持。這一產業組織保證相關產業上下游之間的緊密合作，有利于協同創新和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兩國都致力于建立嚴格的工業標準與質量保證體系。1960年—1980年，德日在汽車、家用電器等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全面戰勝生產標準化大眾產品的美國，而日本企業依靠瘦身管理和靈活的員工作業協調在生產高質量系列消費品方面則更勝一籌。

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德國的國際競爭力持續提高，日本卻經歷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仍沒有完全走出經濟低谷。曾經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業雖在一些領域仍然占有領先地位，但在汽車（特別是高檔轎車）、機械制造、電氣設備、化工等制造業關鍵部門與德國的競爭中處于劣勢。2012年，德國的貨物出口為1.5萬億美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40%，占世界總出口的9%，2011年日本貨物出口則約9000億美元。

德國制造業在與日本競爭中占得先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德國經濟政策采取了正確的措施。德日經濟都受益于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匯率安排。然而，德國從上世紀70年代起放棄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使德國馬克逐漸升值，同時，通過鼓勵結構轉型和創新來保持競爭力，使企業盡快擺脫了對本幣低估的依賴。而日本卻遲遲不愿主動對匯率進行調整。上世紀末，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遭受巨大打擊，增長停滯與通貨緊縮使企業結構調整舉步維艱，并制約了其制造業發展。

上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興起，發達工業國的制造業面臨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壓力，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開始將制造業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將經濟增長的重心放到金融等服務行業，造成產業“空心化”。而德國政府、工業界和產業工會卻在堅持發展制造業方面高度一致，并通過技術創新使德國制造業的產品進一步呈現出專、精、特、高等特征。這在當時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決策，今天看來十分具有前瞻性。如今，德國生產的螺絲有成千上萬種規格，工業用插頭可適用于上千伏電壓且耐耗……德國制造成為專業品質、上乘質量的代名詞。

其次，適應全球化，德國制造對自身生產體系作出適時調整。德國大工業企業如西門子、大眾集團都調整了內部結構，把虧損的部門堅決處理掉，積極采取國際化戰略，為世界市場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德國大銀行也放棄了對大工業企業集團的股份，將它們推向資本市場。由于德國“雙元制”的職業培訓體系與日本主要依靠企業內部培訓的體系相比更有效率，德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更有效率，而當前日本雇員終身制卻面臨挑戰，并因沒有專門的職業技能很難適應工作的流動。

雖然兩國都比較重視企業之間的合作和聯合，但是，德國企業間的聯合是地方性的產業集群，往往由地區性的工商會、行業協會等組織為紐帶。它們是開放型的，對供應鏈的重組比較靈活，而日本式的企業聯合往往是家族式的，結構比較緊密，一旦外遷就要總裝廠、供應商以及銷售商共同行動，對全球化生產體系適應性不夠。

再次，德國政府和企業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機械制造領域優秀的中小企業是德國制造的中流砥柱，它們在全球范圍內都是所在行業細分市場上的佼佼者，善于對自身產品和流程工藝進行持續的革新，并擁有一批掌握技術訣竅的手工藝超群的工人。德國機械制造領域出口產品雖然份額不大，但是種類非常多。相比而言，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以世界市場份額來看）集中在幾個領域和產品上，如家電等。德國國家創新系統也有一系列機制協助中小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德國政府還發布了“能源轉向戰略”與“2020年高科技戰略”，為德國經濟和德國制造下一步的發展指明方向。

國家創新系統，是最大王牌

強調創新也是德國制造領域的一大特點。德國無論大小企業，創新意識都非常強。在技術最先進、利潤最高的高端乘用車世界市場上，德國的三大品牌（寶馬、奔馳和奧迪）占據了70%的高端車世界市場份額。而同樣的汽車制造和出口大國日本卻只能在大眾檔次的乘用車市場上與德國競爭，日本的高端車世界市場份額僅為10%。

其區別就在于：德國三大品牌創新的步伐非常快，奔馳的設計師和研發部門平均每一季度就推出一款新車型，而日本的三大乘用車制造商（包括目前世界最大的汽車制造商豐田）的高端車的車型卻屈指可數。

德國創新績效高的重要原因，是它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對創新活動提供強力支撐的國家創新系統。

創新系統，是指公共和私營部門中發起、改變和擴散新技術的活動和互動的制度和組織網絡。德國創新系統中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分工明確：公共部門（大學與公立研究機構）主要從事基礎研究，企業從事應用研究。但是，政府也建立了像弗勞恩霍夫協會這樣的應用型研究機構，成為基礎研究和企業創新之間的重要橋梁。在促進中小企業和德國特有的應用技術大學研發合作方面，德國工業研究協會聯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該協會目前有來自不同工業行業的101個研究協會成員。協會聯盟負責政府對中小企業創新支持項目的實施，為產學研合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公共平臺。除制度和機構支持外，德國各級政府還通過促進項目對機構和企業的研發活動給予資助。

德國在傳統制造業領域成就顯著，但在尖端科技以及未來領域，例如ICT技術、生物工程等領域，與美國英國等世界最高水平仍有差距。在此背景下，德國聯邦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歷史上第一個《德國高科技戰略》（2006—2009年），對科技創新促進政策進行統領、集中和協調，加強在一些有未來前途的科技領域對企業研發的直接支持（17個領域）。

爾后，德國政府又進一步制定了更加全面系統的《2020年高科技戰略》。2011年提出了“工業4.0”戰略，在德國工程院、弗勞恩霍夫協會、西門子、博世等學術界和產業界翹楚的建議和推動下，德國各界經過廣泛討論和動員，形成了工業4.0工作平臺，規劃了2025年的圖景：在德國制造業已經全面實現自動化、數據化的基礎上，利用網絡與物理融合系統（CPS）核心技術，實現制造業的智能化，保持德國工業制造業的世界領先地位。

在促進項目方面，德國政府加強了項目的集中與協調。首先，促進項目要符合高科技戰略的要求，其次，促進重點從對企業和研究機構的單獨促進，轉變為促進產學研結合形成創新網絡和集群方面。在科技創新政策實施的方式上，德國政府改變了以往的申請方式，而采取競爭方式，使最符合要求的企業和聯合體脫穎而出，防止不符合要求的企業搭便車獲利。

總的來說，德日都是制造業世界強國，其經驗都可以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帶來啟發。而德國制造與創新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是：在工業發展和未來前景的規劃方面，立足于自身的優勢，有所為有所不為。將實現的前景建立在已證明有效的現有體制和機制上，并能夠與時俱進。此外，德國國內非常強調競爭，這極大推動了德國中小制造企業的進步，中國也可通過立法完善等進一步形成競爭的氛圍。德國制造業還啟示我們，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至關重要，上海要推動創新也應高度重視創新制度環境的建構和優化。